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的王淦昌

2022-05-11  

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2014年10月16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六)纪念邮票,全套6枚,6-1为王淦昌。

最高荣誉和节衣缩食  

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1年被任命为副所长主要领导宇宙线的研究工作。1954年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1956年秋天,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并且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

自从1930年英国科学家狄拉克首先从理论预言存在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利用云雾室从宇宙线中发现正电子以后,实验物理学家一直在寻找各种粒子的反粒子。如果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这将证明微观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对称性,粒子与反粒子——正与反——的对称。各种介子的反粒子已经确证了。1955年美国建成60亿电子伏质子加速器,用这台加速器很快就发现了反质子,接着又发现了反中子。到1957年,摆在实验物理学家面前的一个挑战性课题,就是寻找反超子。这时候,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一台能量更高的加速器还在建设中,而联合原子核所一台能量为1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就要建成了,在能量上可以占几年优势。

王淦昌针对这种情况,果断地把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作为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联合所的加速器是建成了,但是配套的设备如探测器、测量仪、计算机等都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经过研究,王淦昌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首先,他考虑到反超子的寿命很短,要想比较可靠地捕捉到这类粒子,用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比较理想。为了争取时间,又选择了技术难度比较小,建造周期比较短的丙烷气泡室,他们自己动手,建造了气泡室,用π介子作为炮弹,在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地嘱咐组员们在观察气泡室拍摄到的照片时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王淦昌小组的工作,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

1960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任期满了,就要回国了。他特地来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慎重地把一个存折当面交给大使,说:“请你收下,转交给祖国人民吧!”这是他在联合所工作4年,节衣缩食积存下来的14万卢布。他想,祖国和人民正在经受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祖国的一份心意。

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钊、王祝翔荣获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物理学家所获得的最高荣誉。王淦昌得了3000元奖金。他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原子能研究所职工子弟中学,作为奖学金。他说,他是想为娃娃们的父母减轻一点负担,使他们为原子能事业更好地工作。这也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对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寄予极大的期望。

他生活并不富裕,却有一颗非常可贵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常常以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勉。总是想着国家,想着别人。他的一个学生,在1957年下放农村劳动,因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有一段时间断了生活费的来源,王淦昌知道后,就给这个学生写信,要他安心做好《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生活费由他负责。以后,他每月按时给这个学生寄30元生活费,直到他知道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问题确实解决了,这才放心。

永不知足的追求者  

1961年3月的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健步登上二机部大楼,在二楼的部长办公室里,刘杰、钱三强正在等着他,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他隐姓埋名,默默地为这神圣的事业奋斗了16年。没有试验场地,爆轰物理实验是在离北京不太远的长城脚下进行的,一年中做了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和实验技术。1963年春又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连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常常干到深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大家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过了两年8个月,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1969年他又成功地领导了中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上级明确要求,务必在国庆20周年前打响。并且要求保证成功,保证安全。当时,王淦昌已经年逾花甲,又是处在动乱时期,要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要促生产,可真不容易啊!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地下坑道里的通风设施比较简陋,氡气浓度不断增长。他一直坚持在洞内,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后才撤离现场。1978年,他和二机部的几位专家,利用国庆休假,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发展核电。邓小平同志很重视,派人找写信人座谈,听取意见。从此,他对核电就抓住不放了。率领考察团出国考察,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作报告、给有关杂志写文章,广泛地宣传核电。1979年12月1日,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淦昌兼了10多个职务,经常出去开会,但是,他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原子能研究所。他亲自抓一个研究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研究室,进行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他先后辞掉核工业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他说:“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何必自己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他是不会辞掉的,就是科研,就是惯性约束核聚变。有一次他看了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电影后,非常高兴地说:“巴甫洛夫活了90多岁还能坚持搞科研,实在太好了,我还可以搞好多年科研呀!”1964年,王淦昌又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科学设想,是世界上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能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氢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中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他搞聚变核反应,早在1964年,他与苏联巴索夫几乎是同时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产生核聚变的设想,他向国务院写了一份建议书,很快上海光机所就开始从事强激光的研究。后来,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强流加速器产生的高能带电粒子束引发核聚变,花钱比较少,适合中国国情,有巨大的潜力,他就和科研组的同志一起,设计、建造这种类型的加速器,开展粒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工作。他又引导这个研究室把工作的重点转变到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上来,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王淦昌对科研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永远不感到满足,对科学的探索永远不断地向新的高峰攀登。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他从1940开始至80年代,几乎每十多年就有一项世界级成果和重大发现。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