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史料文献与邮品实证，系统梳理了抗战时期复旦大学的迁徙历程。自“一·二八”事变至1937年全面西迁，复旦大学先后经历校舍毁损、庐山过渡、北碚复校及上海补习部坚守等阶段，完成了由私立向国立大学的体制转型，推动了学科体系的发展，展现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在外敌入侵背景下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引言

19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的文化与教育系统进行野蛮破坏，试图斩断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为保存教育火种，中国众多大学毅然踏上内迁之路，向西南等后方地区转移，或坚守在租界甚至沦陷区办学。其中，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内迁昆明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保存了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奇迹”。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自建校以来，便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五四运动中，复旦学子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复旦师生响应革命号召。正是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支撑着复旦大学在抗战岁月中艰难办学、薪火不断。当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时，复旦大学也被迫踏上颠沛流离的内迁征程。从上海江湾校区的硝烟弥漫，到重庆北碚的筚路蓝缕，再到“孤岛”上海时期的艰难维系，复旦大学以其不屈不挠的姿态，在逆境中艰难奋进，展现了中国大学的顽强风骨。这段在硝烟中办学的历史，构成了复旦校史中悲壮而辉煌的篇章，也是中华民族教育事业在外敌入侵下不屈抗争的典型写照。

   一、国难序章：明信片中的沦陷影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野心日益膨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上海迅速陷入战火之中。位于江湾地区（见图1，复旦大学上世纪30年代的公函实寄封（地址为上海江湾）的复旦校址（今邯郸路校区）处于日军重点进攻区域，曾三次被日军占据，校园设施也遭到严重损毁。

图1

“一·二八”事变虽在国际调停下停火，却给复旦大学带来巨大创伤。不仅多处校舍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师生深切体悟到在日寇威胁下，教育难以独善其身。这一集体认知，也为五年后“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复旦的决策与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复旦师生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响应抗日救国号召，五十多名学子自发组织义勇军，配合第十九路军在吴淞至蕰藻浜防线作战。化学系主任林继庸教授受聘为十九路军技术顾问，专责武器的改进研制。

   二、失守之痛：军邮片中的战线见闻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进入全面抗战，随后爆发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更将上海推入战争深渊。复旦校园处于战区前沿，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图书馆、简公堂、宿舍楼与体育馆等核心设施在战火中均遭到严重破坏。复旦大学档案馆于2014年7月6日发布史料，系统揭示日军侵占校园的历史细节。面对校园废墟，时任校长在《文摘—战时旬刊》发表悼文《复旦被毁》，慷慨陈词：“然暴敌所能摧坏者，形体也；其所不能动摇于毫末者，吾坚强之精神也。”这一宣言充分体现了复旦师生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守教育职责、誓不向侵略势力低头的坚定信念。

   三、西迁之路：先迁庐山再至北碚

在上海战火燃起后，教育部参照华北地区的经验，要求复旦、大夏、光华及大同四所上海私立高校组建联合大学迁往内地。然而，最终仅复旦与大夏两校达成共识，成立了“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分为两部进行内迁。第一部师生以复旦师生为主，于1937年10月迁至江西庐山牯岭，借用普仁医院等地作为校舍，继续开展教学活动。第二部以大夏师生为主，直接迁往贵阳。然而，战火迅速蔓延，江西战局亦趋紧张。12月初，联大第一部只好再次西行，师生乘船溯江而上抵达重庆，在复旦校友及当地社会贤达的协助下，暂借“重庆复旦中学”校舍完成该学期教学。1938年2月，联合大学召开会议，决定两部各自独立办学。由此，复旦大学在重庆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办学历程。复旦选中重庆北碚嘉陵江畔的下坝（黄桷镇与东阳镇之间，今属东阳街道）为战时校址。经陈望道先生提议，将“下坝”更名为“夏坝”，寓意“华夏”，寄托了师生的爱国情怀。当时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师生们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庙宇、祠堂、民居作为临时教室和宿舍。后在各方支持下陆续建成登辉堂等教学和生活设施。北碚的八年是复旦发展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敌机频繁轰炸（1940年5月27日，教务长孙寒冰教授及另外六名师生在空袭中遇难），物资极度匮乏，但教学从未中断。学校结合后方建设需求和自身实际，积极调整学科设置，除了原有的文、理、法、商四个学院，新设了垦殖专修科和茶业专修科，又成立了农学院。

图2是1939年10月，由内迁至云南大理喜洲的私立武昌华中大学寄往四川北碚黄桷树复旦大学的实寄封，记录了那段艰苦的内迁历史。复旦大学本来是私立大学，内迁后办学经费变得非常紧张。在校友奔走努力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1941年11月27日，行政院正式批准复旦由私立改为国立。这一体制变革为复旦大学延揽各界名师、扩大招生规模、增设院系专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至抗战胜利前，复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法、商、农五学院二十七个系科的综合性大学。

图2

图3是改为国立后，复旦大学寄往已内迁至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实寄封。

图3

   四、孤岛坚守：上海补习部的教育坚持

在复旦大学奉令内迁时，仍有不少师生因各种原因滞留上海。1938年2月，李登辉校长出面组织“复旦大学沪校”，收容留沪师生。后奉教育部令改称“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对外仍称“复旦大学”。沪校初期办学条件极为艰苦，仅租借北京东路中一信托大楼作为临时校舍。自8月起，由于法租界当局的政治压力以及日伪势力的渗透，补习部被迫多次搬迁，最终于12月在公共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574号安定下来。

图4是1941年12月，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为学生开具的学籍证明书。信封和信纸上所印校址均为赫德路574号。

图4

在“孤岛”上海的特殊环境下，“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始终面临日伪当局的威逼利诱，但始终坚守李登辉校长确立的“三不”原则——“不向敌伪注册、不接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拒绝妥协。1943年底，李登辉校长提出“复旦精神”：服务、牺牲、团结。这一理念在师生中立刻引起强烈共鸣，成为抗战时期复旦师生的精神支柱和行动准则，至今仍为复旦人传承铭记。在“三不”原则和“复旦精神”的指引下，“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 坚持自主办学，成为沦陷区内为数不多坚持独立教育立场的高等学府，以其不屈抗争的精神，成为中国教育界在特殊时期的标杆。

   五、胜利复员：战后重建与文脉延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复旦大学随即启动复员与重建工作。学校成立了复员计划委员会，积极筹备校舍搬迁与修缮，教育部也拨付专项资金给予支持。9月，受渝校（国立复旦大学）委托，沪校（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组建江湾校舍接收委员会。10月，沪校土木工程系和化学系的师生率先迁入江湾校园。1946年5月，渝校师生提前结束该学期教学工作，开始分批复员东迁。复员工作历时数月，大部分师生直到9月才陆续返回上海。期间，总务长何恭彦先生因劳累过度，不幸在途中病逝。10月，重庆北碚迁回的师生与上海补习部的师生在江湾顺利会合，学生人数超过3500人，学校规模较战前显著扩大。

图5是1枚1946年6月从上海复旦大学寄重庆北碚夏坝复旦大学的实寄封，是当前抗战胜利复原回校的历史见证。

图5

值得一提的是，复旦的复员并未完全撤离重庆北碚。部分留川的复旦校友在原夏坝校址创办了私立相辉学院（取马相伯、李登辉两位老校长之名），设立文史、外文、经济、会计银行、农艺五个系科，并于1946年9月正式招生。该校不仅完整接收了复旦大学在北碚时期的校产，还传承并发展了复旦的校风学风与办学理念，成为战后西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私立高等院校。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便是在1949年考入相辉学院农艺学系（1950年并入西南农业院，今西南农业大学），开始了他在农业科学领域的求学生涯。

结语

复旦大学的抗战内迁历程，不仅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校史，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坚守信念、传承文脉、共赴国难的历史缩影。复旦始终彰显弦歌不辍、笃行不怠的办学精神。“服务、牺牲、团结”不仅是抗战时期师生的精神灯塔，更已内化为复旦一百二十年办学历程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段历史不仅是复旦的宝贵遗产，更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史诗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值得永远铭记与传承。（上海邮协：马涛）